2025-11-25 新闻动态 147
1930年12月初，承蒙赣西南在肃反行动中所提供之情报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作出指示，命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李韶九同志赴江西省行委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及红二十军，就肃反工作予以现场指导。
自1929年11月13日始，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执行“清党”与“肃反”任务的指导原则，向江西省委发布了《中央致江西省委的指示信》。在信中，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江西省委务必根除改组派、第三党和AB团的影响；同时，对江西省委在“肃反”工作中表现出的消极态度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。
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指示下，江西省委迅速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“清党”与“肃反”运动。
截至1930年五月，江西省委迅速启动了周密的部署工作，严格按照省委的明确指示，赣西南特委迅速响应，在赣西南苏区迅速掀起了一场针对“AB团”的神秘整肃运动。这场运动在6月、7月、8月连续三个月内全面铺开，并于9月达到了高潮。
在赣西南苏区的党政机关内部，不少干部原本来自地主、富农或知识分子家庭。然而，由于工作态度消极，表现不尽如人意，或是曾有过发表不满言论、与上级领导发生分歧、争论的记录，甚至涉足社交场合或有过恋爱经历，他们被错误地划为“AB团”成员。这一做法在苏区内引发了普遍的恐慌情绪，使得人人自危，风声鹤唳。
随着首次反“围剿”战事迫在眉睫，军情紧急至极，毛泽东、朱德等核心领导全身心投入到迎战准备之中，对军队内部的“肃反”运动暂且搁置一旁。鉴于此，总前委与各军委将“肃反”的领导权适当下放，坚持不干预的原则。
顾作霖、任弼时、朱德、邓发、项英、毛泽东、王稼祥，这些名字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革命精神。
昔日，捉拿众人一事，各团自主决断；至于行刑之事，则由师党委担负裁决重任。然而，一旦杀戮之门开启，其势如猛虎下山，难以驯服，无人可阻挡其肆意扩散。
1930年11月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，以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一众官员，因被控涉嫌“AB团”组织，不幸遭拘。在历经刑事审讯后，他们被迫供述，揭露省行委常委段良弼、秘书长李白芳、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均为“AB团”的核心成员。
红20军，这支根植于赣西南革命沃土的地方武装力量，正式组建于1930年7月。部队首任军长为曾炳春，其后刘铁超接任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一职，最初由刘士奇执掌，继任者则为曾炳春；参谋长一职由刘泽民担任，政治部主任则由谢汉昌担任。
起初，编制中包括第172团与第173团。至10月，阵容进一步扩大，新添了第174团。与此同时，军部下辖教导队、卫生队及机枪连。全军兵力总计逾三千。1931年3月，河西地区再度迎来增兵，新设的第175团团长由朱子云担任，而政治委员一职则由刘秋子出任。
1930年10月，红20军正式融入红一军团的序列。此后，该军与红4军、红3军、红12军携手并肩，共同接受红一军团总部（总指挥由朱德担任，政治委员由毛泽东担任）的统一调度和指挥。
自7月成立以来，至11月底的近半年时光里，红20军肩负着“八打吉安”的艰巨使命，并携手参战“九打吉安”，与敌军同仇敌忾，所向披靡，英勇拼搏，战绩显赫，因而荣升为中央主力红军中的一支英勇之师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总政治部决定派遣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以及红20军。不料，这位年仅26岁的李韶九此行竟意外地掀起了惊涛骇浪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。
1930年12月3日午后的时分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，同时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，率领红12军的警卫连，从宁都黄陂的总前委驻地出发，向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边界行进。在这片地域内，坐落着一个名为富田的村落，它是由十多个小村庄共同组成的一片辽阔乡村。
在土地革命时期，富田，这个坐落在五县交界的战略要地，曾一度成为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办公所在地。从黄陂到富田，相距仅有百余里。然而，由于敌我双方的局势错综复杂，白区和红区宛如拼凑的拼盘般交织在一起，一行人历经四天的徒步跋涉，直至7日下午3时，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一到富田，李韶九即刻下令，迅速对省行委及省苏维埃政府实行封锁，接连将行委常委并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、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、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，以及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名要员悉数擒获。
在一夜之间，省行委及省苏维埃机构的领导层至基层职员，总计超过120人遭到逮捕。李韶九亲自执掌审讯大权，严禁被捕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辩解。一旦有人胆敢如此，便遭受“地雷公烧香头”、“点天灯”等极端残酷的刑罚，尤其是对女性。数夜连绵不断的刑讯逼供，受刑者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震撼着富田的上空。
身陷囚笼的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，在残酷的刑讯下难以忍受，最终被迫供认，红20军174团的政委刘敌同样是AB团的成员。此时，夜幕已深，直至凌晨8时。李韶九随即转移目光，将目光投向了位于四十里外的红20军驻地——东固。
李韶九自黄陂启程，翌日便是12月4日。总前委据此利用近期严刑拷打所获得的犯人供述，特别委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前往富田，意图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AB团的肃清工作。
8日，古柏率领的队伍抵达了富田。李韶九委派古柏和曾山负责省行委对AB团的清查工作；与此同时，他派出陈正人率领一支队伍，目的是捕捉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。李韶九本人则亲自带领一支队伍，押送谢汉昌前往东固，意图捕捉红20军中的AB团成员。这一连串举措，实则暗中为日后“富田事变”的爆发埋下了深深的隐患。
9日清晨，用过早餐后，我们正筹划踏上旅程，不料蒋军飞机突然对该区域展开轰炸。为确保罪犯无隙可乘，李韶九当机立断，迅速对AB团中非关键犯人执行了死刑，这才使我们得以安全继续行进。
12月11日，红20军174团的政工委员刘敌，正带领独立营英勇奋战于战场一线。忽然，军部发来紧急命令，命他立刻归队。刘敌心中暗自欣喜，以为部队的胜利果实即将得到军部的认可，他将被召回接受嘉奖，并为部队补充新鲜血液。然而，他未曾料想到，抵达军部后，竟被误当作AB团的要犯，随即被拘禁，随即接受李韶九的审问。
刘敌与李韶九同根同源，二人的交情已颇为深厚，对李韶九的性格了如指掌。他深知正面冲突非明智之举，遂巧妙地以长沙乡音与之闲谈，趁机表达赞同之意，赢得了对方的信任。李韶九不仅没有将他视作AB团的一员，反而对他大加鼓励，积极工作，还暗中透露，将来会将20军的指挥权交托给刘敌。此后，他还特地派人将刘敌安全送回独立营的营部。
刘敌在侥幸脱险之后，终于抵达了独立营的营部。在那里，营长张兴与政委梁贻均不约而同地流露出惊喜之色。刘敌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当天所遭遇的一切，听闻之后，两位领导均不禁义愤填膺。
次日拂晓，刘敌与张兴、梁贻共享了早餐，随即向他们倾诉了心中的重忧。他坚信，李韶九此行旨在暗中图谋铲除江西区域的党和部队领导干部，这乃总前委的阴谋。于是，三人迅速达成共识，决定邀请李韶九发表演说，趁机将其暂时扣押。
正当血气方刚的张兴未待李韶九现身，便毅然决然地前往军部提出质疑。这一举动无疑是自寻麻烦。当得知张兴被扣留的消息，刘敌立刻与梁贻迅速集结部队，对军部实施了迅速包围，成功解救了被囚禁的谢汉昌、张兴等人，并生擒了与李韶九勾结的军长刘铁超。遗憾的是，李韶九却趁着混乱之际逃脱了。
刘敌等人心怀忧虑，担心李韶九可能逃回富田，对被捕的省行委负责人进行报复。为此，他们立刻指挥174团的机枪连和独立营，日夜兼程，奔赴富田。当黄昏降临，他们抵达目的地，迅速对省行委实施了严密包围。在行动中，他们缴获了红12军一排士兵的枪械，并释放了段良弼等一批人员。然而，陈正人尚未返回，而古柏、曾山等人则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脱逃。
红20军应向西移动，渡过赣江，进驻永阳。
12月13日的拂晓时分，段良弼、刘敌等众多人士云集于富田广场，共同参与了一场隆重的集会。会上，被捕者详尽地叙述了被拘捕的经过，并对李韶九的恶劣行径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。
会场的氛围热烈非凡，民众异口同声地高喊“打倒毛教员，支持朱、彭、黄”，一时间，他们还纷纷将一致的标语张贴于各处。
此后，省行委、省苏维埃政府以及众多相关部门的数百名干部，与红20军并肩，共同踏上了前往赣江西岸吉安县永阳的征途。
12月15日，段良弼、李白芳、丛允中等各界人士汇聚永阳，共襄盛举，举办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。在此次会议上，正式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，段良弼同志荣任代理书记一职。
会议建议中央撤销毛泽东担任的总前委书记职务，同时剥夺李韶九的党籍。此外，应指派丛允中和段良弼二人前往中央，详尽汇报事变经过。同时，将200斤黄金和2万元资金送往中央，专供红军学校使用。
会议落幕之际，刘敌向中央递交了一封措辞诚挚的长篇信函，详尽地阐述了事件的始末经过，坦率地自认错误，并恳切地请求中央予以适当的惩处。
1930年1月5日，段良弼肩负着数十两黄金与一份详实完备、洋洋万言的报告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》，踏上了他的使命之旅。历经波折与艰辛，他终于抵达了上海，与任弼时、博古这两位杰出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，并将携带的黄金与报告郑重地交托至党中央之手。
本报告详实记录了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并对毛泽东同志就十个核心议题展开的论战进行了系统梳理。在结语部分，我诚挚地反省了个人的过错，恳请中央领导予以严肃批评并给予必要的惩戒，对此，我将毫无怨言，心悦诚服地予以接受。鉴于个人工作能力的欠缺，我恳请中央考虑，派我前往莫斯科深造，以期提升自我。
在中央派遣的人员尚未与他有所交集之时，段良弼便敏锐地察觉到了局势的剧变。他悄然离去，身影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，渐行渐远。身为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，他不幸中断了革命征程，却幸运地避开了不公的指责。
不久之后，项英肩负着重托，于1931年1月中旬抵达苏区，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。紧接着，他迅速组建了苏区中央局。在当月的25日，苏区中央局正式通过了《关于处理李韶九同志过往错误的决议》。
《决议》明确指出，经过对李韶九同志过往工作表现的全面审视，中央局认为他在肃反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，多是在当时党错误领导的影响下所产生。李韶九同志不仅加剧了错误，更是公然违背上级指示，擅自作出决策，最终导致了极为不正确的肃反中心论的形成。鉴于此，决议决定对李韶九同志实施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，并派其赴基层参与群众工作。
任弼时
不久，由任弼时、王稼祥、顾作霖三位中央代表组成的“三人团”从上海出发，于4月17日抵达江西宁都县青圹村。此行的目的是传达中央政治局最新作出的决议，宣布免去项英的代理书记一职，并由毛泽东接任此要职。
依据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通过的《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》，正式将“富田事变”定性为“AB团主导的反革命暴乱”，并随即组建了以周以栗为组长的审判委员会。
4月18日，遵照项英的命令，赣西南特委的领导成员与事变的指挥者们横渡赣江，朝着青圹村的方向继续前进。
他们未曾察觉，中央代表团已悄无声息地抵达。项英已被免职，原定用于“平息纷争”的党内会议不得不被取消。中央代表团对他们作出的裁决已然清晰，一场灾难正悄然降临。审判委员会亦已组建完毕。
步入青圹村的瞬间，他们便身陷囹圄。尽管在公审的舞台上，无人敢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成员，但会议落幕之后，“罪魁祸首”刘敌终究未能逃过死刑的劫数。紧接着，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人也纷纷步上了同样的命运。
4月19日，苏区中央局在任弼时、王稼祥、顾作霖的联合领导下，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汇报：富田事变已得到妥善解决。
尽管面临猜疑与偏见的双重压力，红20军的英勇指战员依然在永阳地区奋勇抵抗敌军，与远道而来的红七军携手并肩，共同赢得了数场辉煌的胜利。
不久后，红20军秉承苏区中央局“三人团”的命令，战略性地转移至兴国、于都等地。七月，他们历经磨难，辗转跋涉，最终抵达了于都的平头寨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平头寨竟成为了红20军的生命终结之地。
早餐完毕，红20军副排长及以上层级的指挥官们接到指令，须即刻前往王家祠堂参加紧急集会。与此同时，早已潜伏在周围的部队迅速对祠堂形成了严密包围。他们首先收缴了在场所有军官的武装，紧接着，这七八百名军官便被一一用绳索束缚起来，其中甚至包括了红20军的军长萧大鹏与政委曾炳春。
不久之后，红20军的番号正式被官方宣布取消。在这批被捕的成员中，绝大多数人因被指控为“AB团要犯”或“反革命”罪名而遭遇了残酷的杀害。
红20军的残部，总计2000人，被整合进了红7军的序列之中。继富田事变被定性及对红二十军的处理完毕后，"左"倾的错误领导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，无辜地夺走了成千上万名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英勇战士的生命。
这便是中共历史上颇具争议的“富田事变”，其处理过程的真相至今仍众说纷纭，引人深思。解放之后，众多冤假错案均得到了公正的平反。然而，由于该事件中曾出现呼唤打倒伟人的口号，它始终未能得到圆满解决，不禁令人感慨良多。
“富田事变”的始作俑者李韶九，在红军于1934年10月踏上漫漫长征路之后，毅然决然地留驻江西苏区，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。遗憾的是，他在1935年春季的闽西战役中，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